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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墙补全了这个家族的上海记忆

“这座名单墙上的每一个幸存者的名字,都是对一段生命足迹的郑重确认,是对难民后裔寻根心愿的郑重回应……”


一家七人来沪避难,墙上少了三人

2025年4月,从美国洛杉矶来沪寻访的尼克·安德鲁斯(Nick Andrus),向纪念馆讲述自己的祖辈——海因茨·格温(Heinz Gewing)一家在沪的避难故事。他正在以海因兹兄弟的经历为素材,制作一部名为《三兄弟》的纪录片,因此特地来沪寻访。尼克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张拍摄于上个世纪的珍贵照片——避难期间,曾祖父母曾在上海陕西南路上开设的“格温杂货店”


格温一家在上海陕西南路上开设的“格温杂货店”

尼克(右一)与家人2025年4月到访纪念馆


根据尼克的讲述,格温家当时来沪避难的共有七口人,包括他的祖父海因茨、海因兹的两个兄弟、父母和祖父母。但遗憾的是,经过反复查找,尼克在当时的名单墙上,最终只找到了祖父海因兹、海因兹的兄长沃尔特(Walter)、曾祖父母麦克斯(Max)和弗里茨(Fritzi)这4个名字,却没能找到麦克斯的父母所罗门(Saloman)和路易莎(Luisa),以及海因兹的双胞胎弟弟恩斯特(Ernst)的名字。


五年又增千余个名字

尼克的遗憾也并非个例,但这座难民和后裔来馆时必访的上海犹太难民名单墙,很快就迎来了又一次的更新。

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犹太难民索尼娅·穆尔伯格找到一份记载着约1.4万名虹口隔离区避难者的名单。以此为基础,纪念馆和索尼娅历经多年寻访和严谨比对,于201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之际,在纪念馆广场上建起了镌刻13732个姓名的名单墙。2020年12月,墙上的姓名更新至18578个。

即便如此,史料散佚、姓名拼写差异、孤身避难者无迹可寻……诸多难题使得这座墙上的避难者姓名始终存在缺失,然而纪念馆却从未停下寻访与考证的脚步。每一位来访后裔所讲述的家族避难经历,以及带来的移民档案、证件和相片等历史资料,都会被收集和整理后,与远在德国的索尼娅共同拼合。因此,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又有超过一千个被尘封的名字,通过这样跨地域的协作得到重新确认,尼克的家人恩斯特、所罗门和路易莎的名字也正在其列。


名单墙新增部分揭幕


2025年10月,在索尼娅与20余位难民后裔的共同见证下,镌刻有这一千多个姓名的“名单墙新增部分”正式揭开帷幕,至此,名单墙上的姓名总数增至19672个


“把名字和尊严重新还给他们”

11月5日,来自德国的托默·施瓦茨(Tomer Schwartz)踏进纪念馆,寻访祖父的姓名。当托默拿出祖辈珍藏半生的老照片,工作人员一眼便认出,这正是尼克此前展示过的“格温杂货店”

原来,托默的祖父——恩斯特·格温,正是尼克祖父的双胞胎弟弟。而托默也是在尼克的推荐下,来馆了解祖辈的这段特殊经历的。令他惊喜的是,这一次,名单墙上已完整镌刻上了格温一家七人的名字。“一切都圆满了!”看到家人的名字齐齐整整、赫然在列,托默不由感叹。他说,恩斯特是格温家族中唯一一位还在世的原难民,现在已经93岁了。短短半年时间,名单墙的更新为一个家族补全了珍贵记忆。


托默在名单墙新增部分找到祖父恩斯特的名字


“纳粹曾剥夺犹太人的姓名,只给予编号;而这面墙,把名字与尊严重新还给了他们。”索尼娅的这句话,也道出了纪念馆建立名单墙的初衷。这座名单墙上的每一个幸存者的名字,都是对一段生命足迹的郑重确认,是对难民后裔寻根心愿的郑重回应,更是纪念馆十余年来用行动守护历史的见证。

在名单墙的末端,纪念馆特意留下了一块空白。这是一种态度,一份承诺——对犹太难民和后裔的寻访工作仍在不断继续。因为每一个被寻回的名字,都将让这段关于善意的集体记忆变得更加清晰,也让跨越民族的人道精神获得更坚实的承载。


避难故事:格温三兄弟的上海岁月

海因茨·格温与双胞胎兄弟恩斯特,1932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父亲麦克斯在奥地利经营着一家服装店,母亲弗里茨家族数代都生活在奥地利。夫妇俩育有三个孩子,除了双胞胎兄弟,还有大儿子沃尔特。1938年,纳粹吞并了奥地利,并开始了反犹迫害。格温一家不得不放弃安稳生活踏上逃亡之路。


孩童时期的恩斯特(左)、海因茨(中)和沃尔特


1939年,海因茨与父母及两个兄弟坐火车前往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登上绿伯爵号轮船,经数周航程后到达上海。得益于当地犹太社团的帮助,他们在法租界安顿下来,父亲麦克斯在陕西南路上开了一家“格温杂货店”,颇具维也纳风格。格温三兄弟则在英租界的一所英语学校就读。期间,海因茨的祖父母于1941年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日本,再辗转抵达上海与他们团聚。其后的几年之内,一家人虽生活节俭,但得以安稳度日。

1943年,格温一家被迫搬进隔离区,麦克斯只能卖掉了法租界的店铺,与一名奥地利犹太同胞合伙在虹口重新开店。一家七口人也不得不挤在商店二楼的两间空间极为狭小的房间里生活。隔离区内生活艰辛,管理严格,出行必须携带通行证,所幸双胞胎兄弟得以继续接受英语教育。1943年11月,祖父所罗门去世。


麦克斯在虹口重开的“维也纳风格”商店

麦克斯(左二)与妻子弗里茨(左三)在店内工作


二战结束后,格温一家计划前往美国,海因茨身在纽约的姨妈为他们全家提供了担保文件。可弗里茨在上海期间患上肺结核,美国方面拒绝其入境。无奈之下,父亲麦克斯只好带着三兄弟先赴美,以免签证失效。1949年,滞留上海的犹太难民大多前往意大利,弗里茨也辗转到达了那里,最终在当地医院病逝。

在美国旧金山完成学业后,恩斯特在1951年移民到以色列,海因茨和其他家人则一直在美国生活。虽然分隔两地,但海因茨和恩斯特以及他们各自的家庭,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也曾在不同时期重返上海。

(格温一家避难故事根据2007年9月19日《耶路撒冷邮报》“在上海获救”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