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来自澳大利亚的马克·菲施尔（Marc Fischl）带着家人，踏上了一段特殊的旅程。

他们的目的地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这一次，马克不仅仅是游客，更是一位信使——他肩负着父亲弗兰克·奥托·菲施尔（Frank Otto Fischl）跨越十余年的嘱托。

马克（左一）携妻儿与朋友一家参观纪念馆

弗兰克出生于上海，十几年前，他曾与妻子一同到访纪念馆。那时的纪念馆还未经历扩建，但那段短暂的参观经历，却深深镌刻在弗兰克的记忆里。临别时，他萌生了一个心愿：把自己在上海的出生证明原件捐赠给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这个承诺，一等就是十几年。如今，马克亲手将父亲这份1948年由当时上海市政府开具的出生证明书交到陈俭馆长手中，他说：“我来到纪念馆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嘱托，更是为了找寻家族历史的记忆。”

弗兰克1948年在上海虹口华德路（今长阳路）的出生证明

在参观名单墙时，马克和家人仔细寻找着那些镌刻在墙上的名字。让他们惊讶的是，除了父亲弗兰克及其父母之外，家族中其他十几位成员的名字也赫然在列。那些名字对马克来说，有些十分陌生，有些却十分熟悉，但一个念头从未像此刻这般清晰——“正是上海曾经的避难经历，才让我的家族得以延续下去”。在找到亲人的名字后，马克立刻与父亲视频通话。屏幕那端，弗兰克和妻子看到扩建后的纪念馆和那面长长的名单墙，赞叹不已：“有机会，我们也要自己回来看看。”

马克在名单墙前与在澳大利亚的父亲弗兰克视频通话

弗兰克还特意叮嘱马克，去纪念馆的摩西会堂那儿拍张照片，“你的祖父母，很有可能就是在那里举行了婚礼。”马克依言而行，并在会堂前驻足良久，仿佛在隔着时空感受当年家人的在沪生活图景。

马克和两个儿子在名单墙上找到了祖辈的名字

马克的大儿子，年仅十岁的汤姆·菲施尔（Tom Fischl），在参观结束时向馆长提出了一个问题：“祖父的出生证明会放在纪念馆的哪个位置呢？等将来我有了孩子，我也想带他们回来看一看。”馆长听后，高兴又欣慰地说，正是这样的记忆与家族历史的传承，才构成了今天纪念馆里绝大部分的展品与故事。馆长还向汤姆发出邀请：希望他未来能常常回到上海，回到这座纪念馆看一看。“总有一天，”馆长承诺道，“你会在展厅里看到你祖父弗兰克的出生证明。”

陈俭馆长向马克颁发捐赠证书

避难故事

1939年1月，弗兰克的母亲埃尔菲·凯蒂·普里弗（Elfy Kitty Priefer）同自己的父亲雅克·普里弗（Jacques Priefer）和母亲珍妮特·普里弗（Jeanette Priefer）等10位家族成员一起逃离欧洲。他们乘火车从维也纳前往意大利热那亚，随后搭乘“白伯爵号”邮轮前往上海。1939年2月22日，普里弗家族抵达上海。凯蒂的祖父母莫里茨（Moritz Priefer）和萨宾（Sabine Priefer）分别于1944年和1940年在上海去世。

凯蒂在上海避难时遇到了海因茨·菲施尔（Heinz Fischl），他们于1947年3月23日在上海结为夫妇。凯蒂结婚时年仅19岁，当时在上海是一名理发学徒。海因茨曾是侍者，在一家名叫“斐雅客”的餐厅工作过。

1948年，一家人带着当时还是婴儿的弗兰克离开上海，移居澳大利亚悉尼。抵达澳大利亚后，海因茨在新南威尔士州邦迪海滩的“阿斯特拉”餐厅担任侍者多年，后又为服装厂推销男装。刚到澳大利亚时，海蒂曾在领带厂里缝制领带，后来又从事了童装推销工作。

弗兰克的外祖父雅克也曾是一名侍者，来到澳大利亚后，他在市中心的大都会酒店（Hotel Metropole）重操旧业。弗兰克从未见过自己的祖父母——他们在纳粹大屠杀中遇难了。而弗兰克的中间名“奥托”，正是他祖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