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77岁的美国老人大卫·哈尔丹（David Haldane）走进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八十多年前，他的母亲阿黛拉曾在虹口避难，并从这里幸存下来。如今大卫定居菲律宾，这次他专程赶来，是为了看看这座自己从小在母亲讲述中反复听到的城市。老人告诉我们，他正在撰写一部家族史，其中数章与上海有关——“如果不亲眼看看这座城市，我就无法落笔。”

展厅里，一件件史料和一个个幸存者的故事让他几欲落泪，妻子在一旁不时轻声劝慰。“这里是我灵魂深处的一部分，”他说母亲一生都感念上海，也把这份情感传给了他，“因为上海救了母亲，才有了我，有了我的孩子们。”

大卫接受采访 讲述母亲逃亡往事

离开前，大卫在名单墙前寻找母亲的名字。他起初没能找到，神情间掠过一丝失落。直到在一块新近增补的名单上，“阿黛拉·鲍尔（Adela Bauer）”几个字映入眼帘，他和家人才又振奋起来。他与母亲的名字合了影，一家人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在此再度重逢。

大卫在名单墙新增部分找到母亲阿黛拉·鲍尔的名字

大卫告诉我们，母亲阿黛拉1915年生于德国开姆尼茨的一个波兰裔犹太家庭。按当时德国的规定，父母均非德国籍的犹太人无法取得德国国籍，她因此持波兰护照。阿黛拉原本生活优渥，父亲经营着一家雇佣了约150人的袜类纺织工厂，阿黛拉从小学习演奏小提琴，还精通德、英、法、意多门语言。纳粹上台后，父亲生意被没收，一夜失踪，深受打击的母亲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孤身一人的阿黛拉被捕入狱，面临身陷牢狱还是远走上海的抉择。

阿黛拉在上海时的留影

1939年，24岁的阿黛拉持一个陌生家庭的证件——那家有位成员刚刚离世——登船前往上海。这是当时少数仍向犹太难民开放的港口之一。抵沪后，她在一家酒馆做侍应生。1940年，一位随船停靠上海的美国海员赫伯特·哈尔丹（Herbert Haldane）走进这家酒馆。他是船上的报务员，与阿黛拉长谈数小时，被她的经历深深触动。随后，赫伯特把自己与阿黛拉的相遇以及阿黛拉的逃亡经历写信告诉了远在美国加州的母亲爱丽丝（Alice Haldane）。这位素不相识的美国母亲随即在加州小城安大略登报呼吁、发起募捐，筹划将阿黛拉接往美国。船票已经备妥，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行程就此中断。

1941年10月爱丽丝向加州的《安大略日报》编辑去信，讲述阿黛拉的遭遇，呼吁人们捐款资助。

1941年5月爱丽丝写给阿黛拉的信件，信中表达了爱丽丝愿意协助阿黛拉前往美国。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国务院于1941年12月底在给爱丽丝的回信中表示，相关行动无法继续。

此后，阿黛拉被限制在虹口的隔离区，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1945年7月，美军空袭的炸弹波及这片区域，而她亲历了那场轰炸。“母亲说，当时警报声响起，大家纷纷跑出家门避难，一位她认识的年轻人却折返楼内取物，未料这栋建筑随即就被炸毁。”大卫小时候曾对此半信半疑，“今天在展厅看到这段历史，我完全相信了。”

战后的一封信为阿黛拉的生活带来了转折。1945年，她写信到加州，试图重新联系赫伯特和爱丽丝，并询问他们是否仍愿意帮助她离开。很快，她收到了积极的回应。1947年8月10日，阿黛拉乘坐的美国邮轮麦格斯将军号离开上海。阿黛拉最终通过旧金山进入美国与哈尔丹母子团聚，翌年与赫伯特结为夫妻，大卫也因此出生，并在加州长滩长大。

1945年11月6日，《安大略日报》在头版最上方的标题及显著处报道了阿黛拉在上海的近况和即将重启的援助行动。

1945年11月12日，《安大略日报》报道阿黛拉援助行动的进展。

1945年12月21日，《安大略日报》报道阿黛拉对向她伸出援手的各方人士表示感谢。

大卫出生那天，母亲的挚友，同样曾在上海避难的洛蒂·施瓦茨(Lotti Schwarz)，还带着在上海出生的女儿贝拉·施瓦茨(Bella Schwarz)来医院探望。“贝拉是我认识最久的朋友，也是我们这一辈里，除我以外唯一还活着的后代了。”他回忆道，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几个像他家一样、有过上海避难经历的家庭常在周末聚会，大卫也和难民后代一起长大，建立起了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友谊。

所以这次的上海之行，名单墙前的那个下午对大卫格外重要。除了母亲，他还在墙上找到了另外几个熟悉的名字——包括贝拉和她的母亲、以及另一位朋友拉里·蒂绍尔(Larry Tichauer)的双亲——西格弗里德·蒂绍尔(Sigfried Tichauer)和汉妮·蒂绍尔(Hanni Tichauer)。大卫说，“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和上海的这份‘亲缘’。但今天站在这里，我的感受比任何时候都要深。”他们都曾在这片土地上艰难求生，又各自远渡重洋，把上海的记忆带到了加州的周末聚会上，化作了一段段虹口往事。如今，这些名字又一同汇聚在了这面墙上，回到了故事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