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后裔来访讲述父亲不同寻常的战时在沪经历

6月4日，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的凯伦·费德（Karen Feder）到访纪念馆。据悉这已是她第二次来到上海，上一次是陪父亲来参加上海犹太难民的团聚活动。凯伦透露，二战时期，父亲曾在上海生活了八年，还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母亲。如今双亲均已离世，年逾古稀的凯伦与友人一同踏上中国之旅，而上海是她此行必到的城市。

得知凯伦的故事，纪念馆安排工作人员陪同参观，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她父母在沪生活的细节。据凯伦介绍，她的父母均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二战时期母亲露西·勒克斯（Lucy Lux）随家人从欧洲逃亡至上海避难，而父亲的故事却更为复杂，“我父亲在上海曾有过一段跌宕而精彩的过往。”和绝大多数逃亡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不同，凯伦的父亲莫里斯·费德（Morris Feder）在1939至1947年的八年间，在上海当过工部局巡捕，为虹口隔离区日方官员合屋做过翻译，二战结束以后，还帮助了数千名犹太同胞奔赴世界各地开启新生活。

为佐证她的说法，她向工作人员展示了莫里斯在沪工作证件，以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美国领事馆等机构为他出具的数十封推荐信和证明文书。莫里斯晚年常常向孙辈讲述过往，在孩子们的要求下，他在1998年前后写下长篇回忆录，完整记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其中也相当清晰和细致地记录下这八年的上海时光。

在名单墙上，凯伦找到了父亲与叔伯的名字，即使父亲已经离世近二十年，这样的发现还是让凯伦情难自禁，哽咽失声。“父亲仿佛非常清晰地记得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他在上海遇到一生挚爱，用尽全力生活并帮助犹太同胞，看到自己的名字和那么多同胞被记录下来，一定会倍感欣慰……”再度提起莫里斯在乱世中挺身助人的过往，凯伦的言语间满是对父亲的敬仰与感念，她小心收藏起拓印着父亲名字的纸片，仿佛保管着一份父亲珍藏的记忆。

赴远东开拓业务意外被困上海

莫里斯·费德1917年3月28日生于捷克斯洛伐克汉德洛瓦，家中共有七名兄弟姐妹。年少时他进入巴塔鞋业集团求学、任职。1937年欧洲排犹局势加剧，集团计划派遣犹太员工赴海外开拓进出口业务，20岁的莫里斯主动报名，被分配至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如今的印度尼西亚）。1938年，他登上荷兰客轮启程出发，中途被安排在巴塔的远东总枢纽新加坡下船，数月后被派往中国开拓市场。

莫里斯的捷克斯洛伐克护照

1939年9月，二战全面爆发。在结束上海、北平、天津等地考察后，莫里斯计划从上海乘船返回新加坡。当时新加坡属于英国殖民地，英国领事馆因莫里斯的国籍将其判定为敌国侨民，拒绝发放入境许可，他被迫留在了上海。当时的上海，是全球少数无需签证即可进入的城市，数万欧洲犹太人随即涌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莫里斯开启了他的在沪生涯。

入职工部局担任巡捕主动搬近隔离区

莫里斯起初住在公共租界，并顺利在上海的巴塔门店找到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1940年，他经捷克俱乐部引荐，入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作为巡长常驻普陀路巡捕房，负责每日深夜至凌晨的街区巡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全面占领上海并接管所有警务机构，外籍警员大多被送入了集中营，莫里斯却因通晓多国语言，反被日方继续留用。

莫里斯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执照及徽章

巡逻队伍里的莫里斯（左二）

1943年5月，日方要求所有无国籍难民必须搬入限定居住区，莫里斯因在工部局任职取得豁免许可，可以留在租界生活。但他在回忆录中写下心声：“我的朋友们全都迁入了隔离区，独自一人住在外面让我倍感孤单。”即便持有豁免，他还是申请调往隔离区旁的巡捕房工作。

在隔离区管理者和难民间充当翻译

虹口难民隔离区设立专属管控办公室后，日方警局负责人安田安排莫里斯担任主管合屋叶的翻译，协助他发放通行证。

莫里斯在回忆录里直白地记下了这份差事的煎熬：“合屋此人性情乖张、喜怒无常，自诩‘犹太人之王’，动辄无端斥责、刁难前来办理通行证件的难民，撕毁通行许可、拘禁逾期离区的难民。我的翻译工作实在难熬，但无数次冲突、误解都因我从中调解才得以避免，许多被捕难民也依靠我的斡旋而获释。”隔离区内难民外出、谋生必须办理短期通行证件，莫里斯凭借自身人脉与日方其他管理人员的良好交情，尽可能为难民争取宽松通行条件，暗中传递外界物资、消息，在高压管控下为同胞撑起了缓冲空间。

战后全力协助移民反遭同胞污蔑

1945年日军投降，上海管控枷锁解除，莫里斯也辞去警务工作，投身战后难民安置事业。他先是进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流离失所者部门就职，协助登记滞留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后又受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委任，出任移民办公室主管，全权负责难民移民签证的对接和海运统筹工作。

“我终日奔波各国领事馆，还多次飞往当时的临时首都南京，拜访当地使馆，全力协助难民办理移民签证。我们需要对接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南美多国使领馆，为所有人规划移民路线。当时无力承担跨海船费的难民占大多数，全部由联合救济会全额出资垫付交通开销。”难民的航运费用审批和支付权限集中在莫里斯一人手中，他却始终恪守准则，按难民经济状况区分资助标准，包括他和朋友等人的赴美船费，也全部由本人自付。但很快，他就遭到了同胞的恶意举报，因为“马库斯一家五口计划经旧金山前往智利，他家在虹口经营商铺家底殷实，完全有能力自行承担路费，我依规拒绝为他们报销全部船费。”离开上海后，马库斯致函美国旧金山领馆，捏造了莫里斯战时与日方勾结、出卖难民的虚假罪名。流言传到上海美国领事馆，领事长官霍华德也对此深信不疑。

为证清白多方奔走赴美开启新生

一次，莫里斯前往领馆办理业务，霍华德当众拦住他厉声呵斥：“费德，你当年和日本人合作，永远别想拿到美国签证。”莫里斯在回忆录写下当时的心境：“我震惊错愕，当场怒怼，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一定会去美国，没人能阻拦。原本我并无赴美打算，可他这番污蔑反倒让我下定决心，必须洗刷强加在我身上的污名。”

为证清白，莫里斯四处奔走，上海首席拉比、密尔经学院、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的负责人纷纷为其出具书面信函，证明他在战时长期庇护、救助犹太同胞，从未与日方同流合污，帮助莫里斯取得了美国签证。1947年9月，莫里斯登上军用运输船，历经海上风暴辗转抵达美国旧金山，随后奔赴纽约。

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密尔经学院和联合国难民委员会负责人为莫里斯出具的证明信

抵达纽约后，莫里斯几经创业波折，深耕国际航运行业，一路升任企业高管，长期从事跨洋货运、大型船舶交易，足迹遍布全球多国，成为纽约航运界的知名业者。

莫里斯大部分亲人都通过各种途径逃离欧洲重获新生，唯有其父母和大哥的妻子在集中营遇难。1940年，莫里斯在捷克俱乐部结识了同样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露西。1950年，两人在纽约成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露西的外侨居留证